台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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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最早起源於台湾日治時期。現今因台湾社會自由且富有創作力，因此能給予電影工作者良好的伸展舞台[1]。不過因為種種因素，2006年台灣電影票房於台灣市佔率僅1.62％，呈現衰退現象[2]。
[编辑] 特色台灣電影的特色，在於強調導演風格、注重台灣歷史，並崇尚以電影做為宣傳工作。這種特色讓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等導演，於國際影壇備受好評。但另一方面，因為此類型藝術電影娛樂性較差，於台灣並不叫座，反而依賴國外票房來維持。[3] [编辑] 台灣導演今台灣電影是以一群默默努力的電影工作者所支撐，也成為台灣電影的驕傲。這些工作者，除了侯孝賢與楊德昌已在國際影壇建立作者導演的地位外，台灣出身的李安、馬來西亞來台的僑生蔡明亮也已成為世界矚目的台灣導演。李安的《推手》讓所謂後新浪潮電影踏出成功的一步。其後的《喜宴》也獲得台灣本地與國際的票房上成功。事實上，前往美國好萊塢發展的李安，今與侯孝賢仍成為台灣電影代名詞之一。[4] 除了李安、侯孝賢外，蔡明亮則一反新導演普遍探索懷舊或歷史記憶的題材，並將觸角深入都會男女生活中，其中，早其作品《青少年哪吒》觀察都會青少年虛無而沒出路的生命、得獎作品《愛情萬歲》探觸寂寞的都市男女互舔傷口、另外，幾年後的作品如《河流》及《洞》更是赤裸描寫黑暗都市的情景。相對的，蔡明亮電影雖給人一種現代寓言的感覺，但也因為十分灰澀難懂而曲高和寡。除此，其他在90年代出現的新新導演，如陳國富、徐小明、王小棣、易智言、陳玉勳、林正盛、張作驥，以及獨立製作的黃明川、賴聲川等，也都有水準以上的作品出現。 [编辑] 政府的影響台灣電影的歷史進程，自台灣日治時期後期至台灣解嚴前，便一直為官營製片廠所主導的情形下發展。事實上，該階段台灣電影的製作基本上也是以官營製片廠所拍攝的新聞片與政治宣傳片之製作為主。[5]直至今，台灣政府出資及主導的台灣電影輔導金仍是一個發掘台灣電影人才的重要方式，雖此電影輔導金帶來許多批評，但若以「創作來活絡台灣電影產業的角度」來看，仍多受肯定，事實上，許多人認為輔導金實為台灣文化的輔導架構[6] 今台灣政府的台灣電影輔導金補助金額以「片」為單位，分為五百萬元及八百萬元兩組。投入金額最少達十五部影片的一億兩千萬元以上，其中，各項申請均有一定規範，例如五百萬組目的乃鼓勵第一次執導劇情長片新人導演。事實上，今台灣電影輔導金的設施，重點落實培育電影人才、促進影片製作能達一定品質和增加影片數量與素質，最後達到產業量能皆達的目標。[7] 過去中華民國的《電影法》中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內設立公司製作、編、導、主演，以本國語言發音之電影片為國產電影；而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外製作、主演，並以本國語言發音之電影片為本國電影[8]。現在的標準則改由中華民國行政院依照拍攝與製作地點、導演與主要演員，以及資金來源在一部電影中所佔比例來認定[9]。 [编辑] 紀錄片除了知名導演與所其執導的片子外，今台灣電影尚有紀錄片的蓬勃發展。該發展主要是受惠於1987年的解嚴與小型電子攝錄影機的普及化，另一方面的成功因素，乃是台灣文建會的支持與推廣教育。事實上，其他政府與民間單位也積極資助，並設立各種影展與獎項以鼓勵優良紀錄片等激勵，也是紀錄片蓬勃的主因。 今台灣有一批年輕紀錄片導演。來自台灣社會各階層的他們，其影片題材也五花八門。題材從探索嚴肅社會或政治議題到有的以自己或家人、朋友為拍攝對象皆有。其紀錄片主軸，也從探索社會到探索個人的生活與問題。因為配合得當，整體成績已漸受國際矚目，並有不少的國際重要紀錄片影展獲獎紀錄。另外也有如無米樂的叫好叫座影片。[10] [编辑] 困境與突破[编辑] 全面崩盤自1985年年起，台灣產量與發行量較多的如學甫、龍族、麗城、中影、上上、倍倫、新船、金壂、學者、龍祥…等各公司均因各種因素萎縮產量，其製片量一路下滑。不但如此，維繫電影產業的上述幾家公司，產業重心也移往如有線電視的影視產業。在產業無法支持下，惟剩台灣政府於文化維持的壓力下，勉為其難出資維持。1998年，台灣電影生產不到20部，[11]2001年1－10月間，僅達11部，至2006年，台灣電影於台灣市佔率則僅1.62％ 就票房方面，以台北市首輪票房為例子，台灣電影的票房收入僅有163萬元，佔全部台北電影票房收入不到1%，比起美國好萊塢所佔台北票房的95%以上相差甚遠。因為台灣電影產量極低，票房慘澹，實已不足以支撐電影工業。因此有媒體業者認為「再多的影展獎項都無法遮掩台灣電影全面崩盤的事實。」[12] [编辑] 白銀帝國不過在另一方面，台灣電影也有新的發展。例如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即發下豪願要投入電影業，並以電子業代工為概念，於2008年退休後拍100部以上的電影或電視劇。[13]也有人認為，該做法是傚法Sony進軍好萊塢相同，在擁有極強大硬體整合力量之後，積極轉進電影業，並謀取好萊塢600億美金電影產業的代工數位商機。[14]其中，初試啼聲即為以台灣知名影評人焦雄屏主導的《白銀帝國》。 《白銀帝國》為台商郭台銘首度大幅投資的電影作品，預計於2007年上映。改編至《白銀谷》，描寫中國山西晉商的該部電影也是台灣知名影評人焦雄屏的首部導製作品，根據焦雄屏說法，她拍攝該影片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扭轉近代中國對商人的偏頗感想。 《白銀帝國》亦是中台兩地區少見的高製作成本的商業電影，光是郭台銘所屬鴻海集團就對該片投資5000萬美金。另外，該電影的主要演員為香港電影演員郭富城及中國電影演員張鐵林。[15]。而正因白銀帝國的順利開拍，有人認為郭台銘的加入，不但能於資本上挹注台灣電影，更能為台灣電影帶來新想法與新視野。[16] [编辑] 歷史[编辑] 日治時期第一部在台灣拍攝的電影是1907年2月日人高松豐治郎率領日本攝影師等一行人在全台灣北、中、南一百多處地點取鏡的《台灣實況紹介》。電影內容涵蓋城市建設、電力、農業、工業、礦業、鐵路、教育、風景、民俗、征討原住民等題材[17]。第一部台灣人製作的劇情片《誰之過》於1925年由劉喜陽、李松峰等人組成的台灣映畫研究會製作。不過即使劇情片，仍有相當多的影片。具有政治宣傳的作用[18]。 1908年，高松豐治郎於台灣定居，開始在台灣北、中、南七大都會建戲院放映電影，並與日本及歐美的電影公司簽約，建立制度化的電影發行放映制度。1924年後，台北的放映業者由日本請來一流的辯士（電影說明者），電影放映業愈加蓬勃起來。1935年10月，日本領台40年舉行台灣博覽會，以及隔年台北與福岡間開闢航空通運，這兩件事推化造就了日治時期台灣電影放映業的鼎盛時期[18] [编辑] 民國時期[编辑] 台語電影興起
1955年，麥寮拱樂社歌仔戲團團主陳澄三與何基明導演合作，拍攝該團的拿手戲《薛平貴與王寶釧》，成為二戰後第一部台語片，一直到1981年最後一部台語片《陳三五娘》為止，歷經了二十多年的台語電影時代。根據統計，台語片的總產量將近兩千部，產量最多時一年高達120部作品問世。《薛平貴與王寶釧》在當時台灣社會引起大轟動，皆創下當時票房紀錄，[19]，引來一窩風的台語歌仔戲跟拍風。 [编辑] 健康寫實電影1960年代，台海情勢逐漸穩定，中央電影公司提出健康寫實的製作路線，兼顧歐美寫實主義電影下，聘請李行拍攝《蚵女》與《養鴨人家》兩片。兩片均頗叫好叫座。[17]。 60年代末期，知名導演李翰祥來台發展，並香港電影技術帶進台灣。此階段所拍電影類型除了初期的黃梅調，尚有歷史宮闈片《如西施》及文藝片，其中以瓊瑤原著為藍圖者佔了8部。 [编辑] 胡金銓與新武俠片1960年代，香港卲氏公司開始製作新派的武俠片，其中的兩位主要導演胡金銓與張徹後來都來台灣發展。胡金銓於1967年為聯邦公司編導武俠片《龍門客棧》締造了絕佳的票房紀錄[20]，從此武俠、功夫、武打類型的電影成為台灣電影的主流之一，直到80年代才沒落。胡金銓的電影發揮中國京劇的特色，結合彈簧床與吊鋼絲的特技，運用蒙太奇電影手法，使得武打動作快速俐落，動靜收放形成視覺韻律。 [编辑] 功夫片興起1971年，香港嘉禾公司推出李小龍主演的功夫片《唐山大兄》及次年的《精武門》均在台掀起一股功夫熱潮，而台灣武俠主流自此就轉化為功夫片、武打片繼續在台灣流行。接著張徹在卲氏公司幕後支持下，於1974年率奇子弟兵姜大衛、狄龍等來台成立的長弓公司，也讓功夫武打片，成為當時台灣電影的要角。 [编辑] 愛國政宣電影1970年代中期之後，開始了一段台灣電影的愛國政宣片時期，如《英烈千秋》、《大摩天嶺》、《戰地英豪》、《女兵日記》、《八百壯士》、《梅花》、《筧橋英烈傳》、《望春風》、《香火》、《黃埔軍魂》、《成功嶺上》、《源》、《皇天后土》、《假如我是真的》、《辛亥雙十》、《血戰大二膽》等。 除此，較特殊的片種則有如《汪洋中的一條船》的自我勉勵寫實片及如《一個女工的故事》的文藝片。 [编辑] 學生電影類型之後，李行、宋存壽、屠忠訓等導演拍了一些如《小城故事》、《早安台北》、《候鳥之愛》、《歡顏》等清新的小品。之後，導演林清介則在《一個問題學生》賣座後，連續拍攝相同類型，以學生生活為主題的學生電影，這些類型電影包括《學生之愛》、《同班同學》、《男女合班》、《台北甜心》、《畢業班》等。而這波電影尚有《拒絕聯考的小子》、《年輕人的心聲》、《不妥協的一代》。此階段學生電影成為台灣新浪潮電影出現以前的重要台灣電影類型。這些低成本獨立製作方式，也讓新導演有了拍片的機會。事實上，台灣知名導演侯孝賢也在此階段接拍了《就是溜溜的她》、《風兒踢踏踩》等兩部片子。 [编辑] 台灣新浪潮電影的興起與沒落台灣電影「現代主義」化，可說是始於三支短片合而為一的黃春明原著改編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片中另有《蘋果的滋味》、《小琪的那頂帽子》）。除了部分禁演引發的「台灣電影宣言風波」外，中影公司大膽啟用新人拍攝鄉土文學作品，也是確立台灣電影新浪潮的主因。事實上，於《兒子的大玩偶》之前，中影已先啟用楊德昌、柯一正、張毅、陶德辰拍攝了《光陰的故事》，《在那河畔青草青》與《小畢的故事》。這些電影也促成了台灣電影的新風貌，更因票房賣座，讓台灣新電影成為主流[17]。 《兒子的大玩偶》製作完成後，突破當時台灣政治與電影保守勢力的抵制，於輿論、口碑與市場的支持下，為往後台灣電影的創作自由創造一片天空。其後，包括侯孝賢、楊德昌、張毅、萬仁、柯一正、陳坤厚、曾壯祥、李祐寧、王童、虞戡平等也確定了以導演為主﹔形式新穎、風格獨特、意識前進的台灣新電影。 一般來說，此波新浪潮電影中較重要的作品計有《搭錯車》、《風櫃來的人》、《海灘的一天》、《看海的日子》、《老莫的第二個春天》、《玉卿嫂》、《油麻菜籽》、《童年往事》、《我這樣過了一生》、《青梅竹馬》、《殺夫》、《恐怖份子》、《戀戀風塵》、《桂花巷》。 該新電影絕大多數是由台灣政府所屬的中影所投資拍攝，主要的推動者為中影主事者明驥與中高階層的小野和吳念真。此三人，可說是促成台灣新電影的主要功臣，也對當時低迷的台灣電影產生重大影響[17]。 在此影響下，台灣業內原本拍攝商業電影的導演見狀，也將此潮流引進商業電影境地，此種以鄉土小說為類型的商業電影，計有《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在室男》、《嫁妝一牛車》、《孤戀花》、《孽子》等。不過因為產量畢竟有限，1980年代台灣電影仍以如許不了主角的喜劇，與其他如著賭博片、犯罪片的商業電影。 另一方面，因為香港電影的成功，讓台灣輿論上也開始出現對台灣新電影的批判聲音。以藝術電影為主軸的台灣新電影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逐漸壁壘分明，此因素，讓集體的台灣新潮流電影方朝終於1980年代末期結束[17]。不但如此，在票房也大為失利。不過，相對的，此藝術電影，卻同時間大受國際影展與各國藝術電影市場上的歡迎。 [编辑] 電影圖書館與金穗獎80年代起，台灣政府新設立了電影發展基金會、電影圖書館（後改名為國家電影資料館），其功能乃為保存電影資產及推廣電影欣賞。同一時間，促成設置了金穗獎。以鼓勵動畫、紀錄片、實驗電影和劇情短片製作為講目的的獎項，也讓台灣電影藉由劇情片、紀錄片、動畫、與實驗電影提拔出相當多的製作人才。 [编辑] 解嚴時期台灣在80年代中葉起，隨著社會經濟泡沫及言論自由的達成，讓導演為主導的台灣電影，將電影觸角伸向過去禁忌題材，並回顧與探討台灣近現代社會、歷史與個人記憶。這階段代表作有《刀瘟》、《香蕉天堂》、《童黨萬歲》、《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其中最震撼台灣的莫過於侯孝賢的《悲情城市》。這部片以一九份世家各成員經歷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及台灣光復初期的歷程，具體而微地反映台灣人的歷史經驗，不但票房叫座，也在威尼斯影展榮獲金獅獎，使侯孝賢成為國際矚目的知名導演。之後幾年，台灣電影於世界各地大小影展獲得不少得獎紀錄，這使得主管電影業務的新聞局自1990年開始，透過電影輔導金來支持藝術電影的製作。 2007年，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獎金補助《刺青》的拍攝工作，以刺青為象徵，探討愛情、親情、友情及女同性戀。 [编辑] 走向國際進入21世紀，台灣電影人在選角、攝製等方面更多的走向國際，與香港、澳門、中國的電影同業員共同製作，例如2007年的《生日快樂》是香港電影，改編自台灣女演員劉若英的作品《我想跟你走》的其中一篇短篇小說《Happy Birthday》，劉若英本人並擔任主角。而《刺青》一片亦加入出生於葡屬澳門但以香港為演藝基地的女演員梁洛施作為其中一位主角。 所以，不能單單以台灣電影票房論斷台灣電影衰落。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相關史料以及學術文獻（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只列出專書，期刊論文及書籍篇章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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